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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文學讀書筆記
讀完一本名著以后，大家心中一定有很多感想，何不寫一篇讀書筆記記錄下呢？可是讀書筆記怎么寫才合適呢？下面是小編收集整理的古代文學讀書筆記，僅供參考，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。
古代文學讀書筆記1
本書是一部明代史料筆記，作者談遷。談遷(1593——1657)為明清之際著名史學家，原名以訓，字仲木，號射父。明亡后改名遷，字孺木，號觀若，自稱“江左遺民”。浙江海寧(今浙江海寧西南)馬橋人。明諸生。一生未曾做官，家貧，靠繕寫、代筆或作記室維生。自幼刻苦好學，于經(jīng)史百家無不致力，對明代史事尤其著力，歷經(jīng)艱險完成明朝編年史《國榷》。著作另有《棗林集》、《棗林詩集》、《棗林雜俎》、《北游錄》、《西游錄》、《史論》、《海昌外志》等。《清史稿》有傳。
《棗林雜俎全》分為智、仁、圣、義、中、和六集十八門，其中“土司”一門有目無文，實有十七門。書中逸典、先正、流聞等門對南明弘光朝、明代典章制度及戶帖式的記錄，具有較高的`史料價值。對明代科舉、民俗、物產(chǎn)、植物、山川等人文自然景觀等也有詳細的描述。本書對于了解明代歷史，尤其是研究明末清初的歷史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。書中也雜有神怪靈異等荒誕傳聞。
古代文學讀書筆記2
清代著名考據(jù)辯證類筆記，三十二卷，顧炎武撰。顧炎武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(二)詩文別集《顧林亭集》。
《日知錄》是顧炎武“稽古有得，隨時札記，久而類次成書”的著作。書名取之于《論語.子張篇》。子夏曰：“日知其所亡，月無忘其所能，可謂好學也已矣”。顧炎武是明末清初大儒，學問淵博，見識通達，《日知錄》是他積累三十多年的筆記，與經(jīng)史、詩文、訓詁、名物、典章制度、天文、地理以及吏治、雜事，無所不談;許多條目，全都原原本本，考證詳明�！秲�(nèi)容宏富，貫通古今。三十二卷本《日知錄》有條目1009條(不包括黃侃《校記》增加的2條)，長短不拘，最長者《蘇淞二府田賦之重》有5000多字;最短者《召殺》僅有9字。這與作者立志學術(shù)創(chuàng)新有密切的聯(lián)系。書前有其學生潘耒做的序。潘耒把《日知錄》的內(nèi)容大體劃為八類，即經(jīng)義、史學、官方、吏治、財賦、典禮、輿地、藝文。潘耒強調(diào)《日知錄》的經(jīng)世意義，認為此書只有宋元時期的名儒能做出來，明朝三百年來沒有這樣的書，將來治國者采用其說，會大有益于“世道人心”，如果僅嘆服其考據(jù)的精辟，文辭的博辨，那不是作者著書的本意。關(guān)于寫作此書的目的，顧炎武本人說得很明白：“別著《日知錄》，上篇經(jīng)術(shù)，中篇治道，下篇博聞，共三十余卷。有王者起，將以見諸行事，以躋斯世于治古之隆”;“意在撥亂滌污，法古用夏，啟多聞于來學，待一治于后王”。
《日知錄》中，顧炎武提出社會風氣的好壞決定社會興衰的觀點，說：“目擊世趨，方知治亂之關(guān)，必在人心風俗”。他認為“風俗衰”是亂之源，并列舉大量事例，說明奢靡浮華的社會風氣，是導致國家衰亡的重要原因。他說評價君主的功績首先要看社會風氣：“論世而不考其風俗，無以明人主之功”。他不但從政治上提出了整頓“人心風俗”的具體措施，如重流品、崇厚抑浮、貴廉、提倡耿介和儉約等，還從經(jīng)濟上分析了“人心風俗”敗壞的原因，認為要使風俗變好，必須有讓百姓安居樂業(yè)的物質(zhì)條件：“今將靜百姓之心而改其行，必在治民之產(chǎn)，使之甘其食，美其服，而后教化可行，風俗可善乎!”除正面倡導培養(yǎng)人心風俗、加強禮治，他還強調(diào)法制，主張嚴懲敗壞世風的貪官奸臣，說：“法不立，誅不必，而欲為吏者之勿貪，不可得也�！鳖櫻孜溥�看到了“勢”在事物發(fā)展過程中的作用，主張進行社會變革，提出要順勢而行，“物來而順應”的變革思想。在卷三十二中，作者還特別指出學界“座主門生”與朋黨之禍的`關(guān)系。指出唐代的進士，以主考為“主座”，自稱“門生”。以中唐以后，遂有朋黨之禍。并指出明代主考與進士，公然稱“座師”與“門生”，朋黨之禍，也不減于唐宋。
顧炎武曾把寫這部書比作“采銅于山”。注重收集第一手資料，在治學上嚴謹扎實，堪稱楷模。他這種研究學問的態(tài)度和方法是對明朝空疏學風的反動，對有清一代學風的轉(zhuǎn)變與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。后輩學者對這部筆記多推崇備至李慈銘稱贊《日知錄》這部筆記，“直括得一部《文獻通考》，而俱能出自于《通考》之外”;梁啟超說：“論清學開山之祖，舍亭林沒有第二人”。除黃汝成外，為這部書作校補、箋注的還有很多，如李遇孫《日知錄續(xù)補正》，丁晏《日知錄校正》，俞樾《日知錄小箋》，黃侃《日知錄校記》等。道光年間黃汝成采各家之說為該書作注，為《日知錄集釋》。
《日知錄》初刊于康熙三十四年(1695)�，F(xiàn)在通行的商務印書館《國學基本叢書》本《日知錄》是以黃汝成的“集釋”本為底本。其中《刊誤》和《續(xù)刊誤》各二卷亦為黃汝成著。
古代文學讀書筆記3
宋代歷史軼事筆記，專記南唐軼事。北宋鄭文寶撰。鄭文寶(953～1013)字仲賢，一字伯玉，汀洲寧化(今屬福建)人，父鄭彥華，為南唐右千牛衛(wèi)大將軍。文寶以蔭授予奉禮郎，遷校書郎。入宋，補廣文館生，登太宗太平興國八年(983)進士。累遷陜西轉(zhuǎn)運副使，官終陜西轉(zhuǎn)運使、兵部員外郎。文寶好談方略，以功名為己任。久在西邊，參預兵計，心有余而識不足，又不護細行，所延薦屬吏至多，而未嘗擇也。其子在家鄉(xiāng)擾民亦疏于管教。能為詩，善篆書，工鼓琴。有集二十卷，又撰《談苑》二十卷、《江表志》三卷。善篆書，工琴，以詩名世，風格清麗柔婉，所作多警句，為歐陽修、司馬光所稱賞。著有《江表志》、《南唐近事》等。
《南唐近事》有一卷、二卷、三卷本，內(nèi)容基本相同。書成于太宗太平興國二年(997)。作者痛惜南唐覆亡，史事湮沒，故為此作。其自序稱：“南唐烈祖、元宗、后主三世，共四十年，起天福丁酉(937)之春，終開寶乙亥(975)之冬。君臣用舍，朝廷典章，兵火之余，史籍蕩盡，惜乎前事十不存一�！北緯m多傳聞，但有一定史料價值，《四庫全書提要》評為“雖浮詞不免，而實錄終存，故馬令、陸游《南唐書》采用此書幾十之五六，則宋人固不廢其說”。則是研究南唐政治、文化的重要資料。
《南唐近事》有明萬歷本、崇禎本、《四庫全書》、《續(xù)百川學�！贰⑼鹞教谩墩f郛》本、《寶顏堂秘笈》、《唐宋叢書》等本存世。
今有：《南唐近事》中華書局1991年版;《南唐近事》張劍光點校，鄭州大象出版社“全宋筆記”20xx年版。該書是以《四庫全書》二卷本為底本，參校明萬歷本、崇禎本、《寶顏堂秘笈》本、《唐宋叢書》本等，并據(jù)陳尚君輯錄成果續(xù)輯得佚文一卷。
古代文學讀書筆記4
歷史軼事故實筆記，專記唐代歷史軼事、風俗民情、名物。宋代王讜撰，字正甫。生卒年不詳。長安(今陜西西安)人。宰相呂大防之婿。曾為京東排岸司。元祐四年(1089)任國子監(jiān)丞。后改少府監(jiān)丞。
《唐語林》共8卷，末有輯佚一卷。仿《世說新語》體例，按內(nèi)容分門系事，并將《世說新語》原有的.35門(按今本《世說新語》共36門)，擴大為52門。書中材料采錄自唐人50家筆記小說，資料集中，內(nèi)容豐富，廣泛記載唐代的政治史實、宮廷瑣事、士大夫言行、文學家軼事、風俗民情、名物制度和典故考辨等，對研究唐代歷史、政治和文學，均有參考價值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說：“是書雖仿《世說》，而所紀典章故實，嘉言懿行，多與正史相發(fā)明，視劉義慶之專尚清談者不同。且所采諸書，存者亦少，其裒集之功，尤不可沒。”由于其中很多著述今已失傳，故經(jīng)此書采錄而保存下來的資料殊為可貴。不足的是，卷首雖附采錄書目，但所采各條未注明出處。
《唐語林》原書在明初散佚。清代編《四庫全書》時，據(jù)明嘉靖初齊之鸞刻殘本及《永樂大典》所載，加以校訂增補，以后各叢書所收多用此本。今傳有聚珍板本、《惜陰軒叢書》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、《守山閣叢書》本等。1957年古典文學出版社據(jù)《守山閣叢書》本標點排印。
今有：《唐語林》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，據(jù)《守山閣叢書》本標點排印;《唐語林》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;《唐語林》大象出版社“宋人筆記”第三編，20xx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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